2001年我博士毕业后带着儿子从加拿大到北京大学工作。因我是加拿大身份，儿子却是拿着美国护照，被告知“没有先例”。结果费了好一番周折，才给儿子办成了“外国人居留证”。当时就已经发现国内的所谓人才优惠政策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，在实际运作中常给归国人员带来重重困难。
按下儿子不表。两年后女儿在北京出生，我这才发现国内在国籍和户籍问题上从法律理念到实际操作，全是一笔糊涂帐。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我女儿于2003年8月在协和医院出生。因我是加拿大公民，她母亲是加拿大永久居民，我们在国内都没有户口，更没有什么“准生证”，女儿自然不能在国内落户。反正我原本就打算让她和我一样使用“外国人居留证”的身份，因此很快就到加拿大大使馆为她办理了护照，接下来就是请学院的外事人员去替她申请“外国人居留证”。
回复很快就来了：女儿在中国出生，母亲系中国籍；按照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，女儿被认定为中国籍，因此“外国人居留证”申请被退回。
我苦笑。即无法申请中国户口，又不认加拿大护照，难道我女儿是黑户口不成？再说，我自己也是在中国出生，我的母亲也是中国籍，为什么我的加拿大身份又被承认了？
拿这话去问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，对方满怀同情地建议：你先领一张中国公民出境卡带女儿出境，然后拿着女儿的加拿大护照到国外的中国领馆去申请签证，就能以加拿大身份入境；然后我们就发给“外国人居留证”。
此计虽妙，但兹事体大，在中国领馆申请签证，可能不止一两天的功夫；而我们既回国工作，在加拿大已无居所。幸亏我身为大学教授，还有寒暑假可以利用；又亏得我妹妹恰巧在加州买了房子。于是让女儿以未明之身，一直待到2004年夏天。此时女儿尚未断奶，离不开妈妈，我们只好一家四口一起飞往加州。
潜意识中在领馆一定还会有麻烦，所以到妹妹家后的第二天就急着去旧金山领馆申请签证。果然，领馆签证处的官员回复：我无法认定你女儿的国籍，必须请示国内。
我一听慌了：可别白跑一趟，说不定还弄得女儿回不了国。赶忙说，我们就是按照出入境管理处的指示来的。
“那是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。我们得请示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。”
我不由暗地埋怨自己轻信北京市的随口一句建议。问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回音，回答说在规定的领取签证时间内回来，应该就有决定。
事已至此，只能听天由命。等到了时间，满怀希望地回到领馆，结果却听到了最不愿听到的回答：“对不起，公安部认定你女儿属于中国籍”。
此时不论我如何争辩，都已于事无补。对方一付公事公办的架式。我在绝望之余，只好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：
“既然我女儿被认定是中国籍，就请发给中国护照，好让我们一起回国”。
这个要求天经地义，对方当然无法拒绝。于是数天以后，我为女儿领到了在国内不上户口就领不到的中国护照。有意思的是，对方明知女儿拥有加拿大国籍，却不得不发给中国护照，公然违反国籍法，这也凸显了国籍法的落伍。
现在回想此事，中国国籍法在规定上和操作上，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：
首先，如我女儿的情形，父亲为外籍，母亲也已放弃中国居民身份，国籍法却硬性规定父女必须持不同国籍，毫无合理性可言。估计国籍法公布时，可能还没有什么拿了国外绿卡又住在国内的人，以致留下一个大漏洞。今天光是中关村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这种情形。
其次，就算孩子出生时可以认定是中国籍，但人家一旦取得了外国护照，等于是放弃了中国身份，不如就顺水推舟的发给居留签证吧。偏偏在执行上又没有灵活性。而且我和女儿一样出生时是中国公民，为什么我的外籍身份又自然而然地被承认呢？可见公安部在执行国籍法时缺乏规范性和一致性。
第三，北京市出入境管理处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在程序上的不同认识，以及受委托颁发签证的领馆官员的无所适从，充分说明了这种随意性和不一致性。结果是我们全家为此事白跑了一趟美国。唯一的安慰是，和家人团聚了几星期，又为女儿取得了本不该取得的中国护照。
但是最后，虽然我女儿取得了中国护照，却因为依然无从在北京上户口，今后尚有无数麻烦。比较而言，我和儿子拿着北京市发给的“外国人居留证”，反而在北京住得名正言顺，令人啼笑皆非。
附记：我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三年里来了二、三十个归国博士，其中有不少是拖家带口的。最新来的一对年轻夫妇，都是在美国名校教书，有了绿卡，但一对出生在美国的儿女的身份却也成了问题：若是算美国公民吧，因为父母不是“外国人”（两人尚未入美籍），孩子也不能获得长期的“外国人居留证”，而且因为孩子出生时父母尚未取得绿卡，中国国籍法也不承认他们的外籍身份；若是算中国公民吧，孩子已经是就学年龄，没有户口，如何处置？因为事关国家法律，学院也爱莫能助。夫妇二人为此苦恼不已，甚至在考虑返回美国。来源：多维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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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国公民是怎样为女儿取得中国护照的
